督抚小说

第158章 尹继善 以民为本的清廉总督（第1页）

一、获宠异数

尹继善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长，号望山，出自满洲镶黄旗的章佳氏家族。章佳氏的始祖穆都巴延原本居住在长白俄莫和苏鲁地区，后来子孙繁衍，迁徙至宜汉阿拉，并归顺清朝（当时的后金），被编入镶黄旗。尹继善的父亲尹泰，在康熙年间官至国子监祭酒，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病离职，定居于盛京。

尹继善自幼聪慧，长相非凡，时人描述他“白皙少须眉，丰颐大口，声清扬远闻，着体红瘢如朱砂鲜，目秀而慈”。就在尹泰赋闲之际，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亲王胤禛受命前往祭奠三陵，途中因遇雨，便借宿于尹泰家中。在闲聊时，胤禛询问尹泰是否有儿子在仕途上有所展，尹泰回答说第五子尹继善已考取京兆举人。胤禛当即表示想见尹继善一面。次年，尹继善参加了会试，原本计划遵照父亲的意思去拜见雍亲王，但由于康熙帝驾崩，胤禛继位为雍正帝，尹继善未能及时拜见。

雍正元年（17年），尹继善考中进士。在引见时，雍正帝对尹继善的才识和风采赞不绝口，并感叹道：“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从此，尹继善开始了他显赫的仕宦生涯。

雍正帝即位之初，用人不拘资格，一旦赏识某人便会给予极大的信任和重用。雍正元年（17年），尹继善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随侍在雍正帝身边。五年后，他又被提升为侍讲，并很快迁任户部郎中。雍正六年（1728年），年仅32岁的尹继善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由于年纪较轻，江南人称他为“小尹”。

尹继善在任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雍正七年（1729年），他被升任为河道总督，负责管理江南地区的水利事务。尹继善在河道治理方面表现出色，有效解决了当地的水患问题。雍正九年（1731年），他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负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事务。

尹继善在入仕后的迅崛起堪称清朝政界的奇迹，仅六年便成为江苏巡抚，八年后更晋升为总督。乾隆帝也曾赞叹：“八年至总督，异数谁能遘？”尹继善的快升迁，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才能，也得益于雍正帝的特别赏识。

尹继善的成功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使得其父尹泰时来运转。尹泰在雍正元年（17年）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并很快升任左都御史。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尹泰已经八旬高龄，但仍被加恩授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高位。这一荣誉显然与尹继善的优异表现密切相关，雍正帝甚至直言尹泰因有尹继善这样的儿子而受到特别的恩宠。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尹继善向雍正帝汇报河工事宜，深得圣意，雍正帝赞赏之余，感慨地说：“汝父积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这不仅是对尹继善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的褒奖。

然而，尹继善的成功并非没有波折。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继善因调任云贵总督入觐，雍正帝询问其母亲是否受到封赏。尹继善欲奏请封赏其生母徐氏，但被雍正帝打断，表示将亲自下达旨意。然而，这一举动却引了尹泰的不满，他认为尹继善未经其同意便向皇帝请封生母，是以下犯上之举。尹泰愤怒之下，甚至动手打了尹继善。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立即派遣宫中人员前往尹泰家中，为尹继善及其生母徐氏打抱不平。第二天，宫中派来四名宫女和四名内监，为徐氏梳妆打扮，并册封她为一品夫人。雍正帝的旨意明确指出，尹泰能够入相，全赖尹继善的贤能，而尹继善能有今日，也离不开其生母徐氏的养育之恩。这一幕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尹继善的特殊恩宠，也展示了他对大臣家庭事务的干预力度。

雍正帝的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对尹继善的器重，也反映了他干预大臣私生活的独特方式。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就曾下令，如果大臣在家中有任何不便或受制于人的情况，可以秘密奏报，他将亲自处理。雍正帝对尹继善的特别关照，正是他这种执政风格的具体体现。

尹继善对此深感感激，上奏表达自己及家人对皇恩的无比感谢。雍正帝也不断告诫尹泰，要求他教导尹继善以公忠之心为国效力。尹继善与怡亲王允祥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允祥曾赐给他一件青狐裘以示宠荣。

此外，尹继善的婚姻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光彩。他的继室是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女，鄂夫人知书达理，与尹继善感情深厚，这段婚姻无疑为尹继善的仕途锦上添花。

二、八旗读书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写了《怀旧诗》，将尹继善列为“五督臣”之一，并高度评价了他的政绩和品行。乾隆帝称尹继善为八旗读书人的楷模，称赞他“政事既明练，性情复温厚”，并指出他所到之处都能妥善处理事务，被赞誉为“福星”。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对尹继善的高度认可。

尹继善的为政特点在于注重实际效果，力求让百姓受益。例如，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公开布了办赈条告，严禁属员侵吞赈灾物资。他警告说，如果现有官员克扣赈灾款项以肥私囊，必将依法严惩，即使他本人未能及时察觉，天理也不容这种行为，其子孙也将无法逃脱道德的谴责。

在川陕地区任职时，尹继善改变了前任的一些弊政，比如在乐山等地开采铜矿，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为当地贫困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对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还大力整顿漕运和仓谷管理，剔除了许多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

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江苏地区的漕粮征收存在诸多弊端。一些地方官以各种名目盘剥百姓，如以“脚费”为名，将一斗粮食只按六七升计算。鄂尔泰曾在苏州布政使任上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但未能实施。雍正六年（1728年），尹继善任江苏巡抚，次年上疏《厘剔漕事疏》，提出了具体的漕粮征收办法，规定每石漕粮征收六分漕费，其中一半用于支付旗丁，另一半用于州县办漕所需。这一办法实施后，取消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并规定如有粮食残留在斛的边缘，也允许百姓自行刮去。同时，尹继善严厉禁止各种漕运陋规，对违法官员进行了严肃处理，确保了漕运的公平合理。

在仓谷管理方面，尹继善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他请求清廷颁布谕旨，将低价强购仓粮的行为明令禁止，并严厉查处失职官员和舞弊书吏。他认为，各州县在采购仓粮时，应避免干扰市场，防止物价大幅波动。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苏巡抚安宁不顾物价高昂，下令大量采购米谷，导致民怨沸腾。尹继善及时上奏乾隆帝，制止了这一行为。

乾隆十五、十六年（175o-1751年），由于连续灾害，江苏地区仓库空虚，缺口高达一百五十多万石。尹继善在秋季收成稍好时，没有急于大量采购补足库存，而是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他指出，刚刚经历灾害，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本来就高，如果大规模采购，将进一步推高粮价，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他指示各州县按一半的比例采购，如市场价格上涨过快，则立即停止采购。

尹继善在处理仓储问题时，强调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他提出，不应机械地遵循传统的“存七粜三”原则，而应根据当年的收成情况和市场价格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在歉收之年，若米价过高，可以适当增加粜粮比例；而在丰年，则可以减少或停止粜粮，以保持市场的稳定。

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尹继善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敢于直言。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尹继善在担任河道总督时，面对浙江总督李卫关于黄河治理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治河的关键在于河底的深度而非水面的高低，这一观点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赞赏。

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继善入京觐见。当时江南地区生严重灾荒，而河东总督田文镜为了夸耀自己的政绩，不顾山东受灾的事实，提议将山东省的粮食调拨到江南用于赈灾。按察使唐绥祖秘密上奏，指出山东本身也受灾，粮食应留在本地。雍正帝询问尹继善的意见，尹继善的回复与唐绥祖相同。雍正帝虽然认为山东确实受灾，但由于唐绥祖是田文镜推荐的，不愿出现意见分歧。尹继善回答说：“臣听说古人有以公宪回报私恩的做法，如果我是田文镜，只会感到感激和羞愧，而不会心生嫌怨。”雍正帝深以为然。不久后，唐绥祖被调入京中，授予太常寺卿的职务。尹继善的直言不仅保护了唐绥祖，也使山东百姓及时获得了赈济。

谈及尹继善的政绩，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平准平回、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可能是因为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短暂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实际任期只有短短八个月，而军需事务主要由黄廷桂负责。然而，尹继善在任期间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清廷正在密切关注准噶尔的动向，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尹继善到任后，积极备战，筹措军需。他下令备战马驼必须膘壮驯熟，并要求各地确保数量充足。他还派人勘察口外的道路及水草分布情况，以确保大军出师顺利。同年六月，尹继善针对准噶尔新换台吉、局势未定的情况，提出了十条“防范”措施，包括慎重选择安西将军、挑选精锐部队、加强战马饲养、勘查口外水草、携带武器、储备弹药、筹备粮草、就近准备银两、加固城垣、以及在附近区域种植牧草。

这十条措施表面上是为了加强防御，但实际上为清廷出师平定准噶尔做好了准备。当时乾隆帝尚未作出出师决定，尹继善的这些措施显示了他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正因为如此，当大军平定伊犁后，乾隆帝特地召尹继善前往热河，参加宴请归降的“诸夷”，并称赞尹继善“厚重有体”。

尹继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声誉，尤其是在东南地区任职长达27年，深受百姓爱戴。每当他来到某个地方，老幼都会奔走相告，欢呼庆祝。在他去世时，军民悬挂画像，悲痛万分。实际上，早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尹继善就已经被朝野上下看好，被视为未来宰辅的人选。然而，尽管他年富力强，却长期在外省任职，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才被召回京师，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此时他已经年届古稀。

三、与乾隆冲突

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在官场中历练的人往往难免沾染一些官场习气，尤其是那些地位显赫、声势浩大的官员更是如此。尹继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既有清廉自持的一面，也有善于揣摩上意、巧于趋利避害的一面。袁枚曾以诗句“身如雨点村村到，心似玲球面面通”来形容尹继善，大学士史贻直听后笑道：“画出一个尹元长。”

尹继善为官清廉，年轻时即以清廉自爱着称。然而，他性格机敏，为人老成，尤其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意，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忠诚与才干。例如，在雍正六年（1728年），尹继善刚上任不久，便迎合雍正帝的喜好，以清理亏空、积欠为由，不惜贬低前任官员。他声称：“虽拖欠之故，亦有岁时丰欠不齐，然大半皆从前各官邀誉市恩，怠玩之所致也。”他还表示自己“才识短浅，不敢云必能清理，惟以朴诚自矢，一往直前，断不敢邀誉市恩，随声附和。”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并鼓励他秉公实力办理。

然而，尹继善的这些做法也显示了他善于利用时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事实上，雍正帝后来命令暂停征比，江南百姓才得以避免一场浩劫。

到了乾隆帝继位后，尹继善更多地采取了奉迎之举。为了迎接乾隆帝的南巡，他将江南的名胜搜访殆尽，并加以修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继善上奏请求举行南巡盛典，并提到自己已经对栖霞等地的名胜进行了增修，绘制了详细的图纸。他甚至为了增加景观，特意开挖了两个湖泊，命名为“彩虹”和“明镜”。对此，袁枚曾作诗讽刺道：“尚书抱负何曾展？展尽经纶在此山。”连大学士傅恒也写诗嘲笑他：“名胜前番也绝伦，闻今搜访更争新。”

然而，对于任何明智的帝王而言，臣僚的奉迎绝不是获得恩宠的主要原因。脚踏实地的竭忠尽智才是每个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乾隆帝在这方面尤为重视，他深知尹继善的好名用巧和居心不诚。

乾隆初年，尹继善的处境还算顺利，但不久后他便屡遭斥责。乾隆帝认为尹继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诚。乾隆帝指责尹继善为政用巧，称其“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并警告其他官员不要效仿。乾隆还指责尹继善办事时存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想法。

乾隆十六年（1751年），尹继善被调任为两江总督，乾隆帝特别提醒他：“此处系向来得名之地，亦即失实之地，应如何奋勉，卿其自筹。”在处理延安营兵丁聚众鼓噪案件时，乾隆帝认为尹继善处罚过轻，指责他“好名市恩之念未改”，并对尹继善出严厉警告，要求他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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