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小说

第295章 左宗棠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晚清铁腕英雄（第1页）

一、湘上农人

左宗棠，这位在晚清时期对中国政治、军事乃至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挫折与机遇。1847年，结束了在安化陶家长达八年的教书生涯后，左宗棠回到了家乡湘阴柳庄。这期间，他不仅深入研读了大量书籍，还积极实践农学知识，在自家田地上尝试改良耕作方法，同时对国家大事保持着高度关注。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左宗棠提出了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意见，如建造新型战船等建议，显示出他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然而，真正让左宗棠名声大噪的是1850年初（按农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底）的一次重要会面。当时，已从云贵总督任上退休回家乡福建的林则徐途径湖南，并特意邀请左宗棠前来相谈。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此次见面地点设在长沙城内的船上，两位志士彻夜长谈，内容广泛而深刻，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于边疆安全问题，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情势，左宗棠表现出了独到见解，令林则徐十分赞赏。

据记载，林则徐在这次交谈中给予了左宗棠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并寄予厚望。这次相遇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精神交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新旧两代改革者之间的火炬传递——林则徐代表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邀请左宗棠再次加入幕府。这一次，左宗棠将在湖南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辅佐下，骆秉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湖南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安全形势。这包括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改善财政状况以及支持前线作战等多方面的工作。由于左宗棠的有效策略与实施，湖南逐渐恢复了秩序，并且成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此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关注。1855年，御史宗稷辰向皇帝推荐了左宗棠；到了1856年，鉴于他在支援曾国藩部队方面的贡献，清廷授予了左宗棠兵部郎中的官职并赏赐花翎作为奖励。两年后，即1858年，在骆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又被加封四品卿衔，显示出其地位进一步提升。

然而，正当左宗棠声望日隆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差点断送了他的前程——这就是着名的“樊燮京控案”。1859年底至1860年初，时任湖南永州镇总兵的樊燮因不满于左宗棠对其处理不当的行为而向朝廷提起诉讼。此事迅速发酵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给左宗棠带来了极大压力。幸运的是，在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以及一些朝中显贵如潘祖荫等人的极力维护之下，加上咸丰帝对左宗棠才能的认可，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平息。

尽管经历了这样一次严重考验，但左宗棠并未就此沉寂下去。相反地，此次事件反而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所在。“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便是在此背景下流传开来，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左宗棠重要性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即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峰：不久之后，他就将被委以重任，投入到更为广阔的战场之上

三、东平闽浙

1860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剧，尤其是太平军攻破了清军设在江南的大营之后，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在此背景下，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被派往协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处理军事事务。左宗棠迅速行动，在湖南招募了一支约5000人的部队，称为“楚军”，并带领这支队伍前往江西和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显示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到了1861年，鉴于左宗棠在前线的表现以及他对稳定东南局势的重要性，曾国藩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同年，当太平军占领杭州后，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赋予他督办军务的重要职责。这一任命标志着左宗棠从地方辅助角色跃升为省级行政长官，同时也意味着他将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恢复浙江秩序，平定叛乱。

1862年至1863年间，左宗棠指挥下的军队取得了显着进展。在他的领导下，由中外士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如“常捷军”、“常安军”及“定胜军”等协同作战，成功收复了包括金华、绍兴在内的多个重要城市。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于1863年被提升为闽浙总督，负责更广泛区域内的军事与行政管理工作。

1864年3月，经过艰苦奋战，左宗棠终于率领部下攻克了杭州，这对于打击太平天国势力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表彰其功绩，清政府授予左宗棠太子少保衔，并赐予黄马褂作为荣誉象征。此后不久，他还进一步扩大了控制范围，直至完全掌握整个浙江省。由于这些成就，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彰显了他在平定内乱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左宗棠并未因此而停止脚步。紧接着，他又奉命进入江西和福建继续追剿残余的太平军力量，特别是针对李世贤和汪海洋领导的队伍。最终，在1866年初，左宗棠彻底消灭了这股反抗势力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一带，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

在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之后，左宗棠开始关注如何加强国防建设的问题。他提出了减少冗兵、提高效率、强化训练等一系列建议，并特别强调发展现代海军的重要性。基于此理念，1866年，左宗棠上书请求设立专门机构来监督轮船制造项目，并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随后，他选择福州马尾作为造船厂地址，并派遣人员赴海外采购先进设备和技术资料。同时，还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后来改名为船政学堂），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专家和海军人才。

不幸的是，正当福州船政局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之时，西北边疆又爆发了新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前往陕甘地区担任总督职务，但他仍然关心着船政事业的发展。于是，他推荐了沈葆桢接替自己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一职。在沈葆桢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局于1867年开始正式运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李鹤年、官文皆受革职处分。但左宗棠并未气馁，他率军追击捻军，并建言献策，最终于1868年协助李鸿章消灭了西捻军。

在消灭捻军后，左宗棠将主要精力转向回民军。他率军进入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一带，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起义军。随后，他进兵董志原，大败盘踞和被驱逐于此的回民军，攻占该地，肃清庆阳、泾州。在此期间，左宗棠还努力恢复生产，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并拨款救济饥民和归降者。

在平定回民军的过程中，左宗棠认定盘踞金积堡一带的马化龙是回民起事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派刘松山进攻马化龙的金积堡，但刘松山在战斗中阵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但他并未因此气馁，而是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代替刘松山，调动重兵围攻金积堡。经过艰苦的战斗，左宗棠终于在1871年取胜，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处死。

在肃清后方后，左宗棠开始进攻甘肃河州。当地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顽强抵抗，清军屡屡受挫。但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马占鳌于1872年投降。回民军的主力至此已经被消灭。随后，左宗棠派刘锦棠克复西宁，白彦虎等退入甘肃。他又派徐占彪进攻肃州，但肃州久攻不下。在此期间，左宗棠还在兰州创办了甘肃机器制造局，推动了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1873年，随着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并被处死，以及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庆、金顺、刘锦棠等部大举围攻肃州，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后被处死。随着肃州的克复，陕甘回民起事终于被平定。左宗棠因功被清廷授予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的职务，并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五、进军新疆

1864年，新疆地区因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的影响，陷入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喀什噶尔成为争夺的焦点，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引来了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阿古柏于1867年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加剧了新疆的动荡。同时，沙俄也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了伊犁，进一步加剧了新疆的危机。

面对新疆的危机，清廷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他们命令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然而，由于陕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为收复新疆做准备。

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他认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稳然不可犯。这一方针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放弃塞防以节省军费用于海防。而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认为不收复新疆将导致陕甘清军被长期牵制，且会招致英、俄的渗透。最终，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清廷的认同。

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确定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和深思熟虑。他提出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为清军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北后南”的战略意味着左宗棠决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于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进。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对阿古柏势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区位的考虑。阿古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进军难度较小。同时，北疆的乌鲁木齐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此地可以进一步为收复伊犁创造有利条件。

在“缓进急战”的战略中，“缓进”并不意味着拖延时间，而是积极治军，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他不仅对主力湘军进行了严格的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士兵，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以确保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逐渐壮大，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急战”则是考虑到国库空虚以及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由于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左宗棠决定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他要求军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准备物资

在筹备西征的过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西征军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专门负责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应对阿古柏军队的洋枪洋炮，他从广州、浙江等地调来了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制造了大量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包括仿造的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有改造后的中国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西征军的战斗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粮食供应问题。他命令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通过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基本上解决了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粮食供应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建立了四条运输路线，从甘肃河西、包头、归化、宁夏等地采购和运输军粮至新疆。此外，他还在新疆东部采买粮食，并尝试向俄国人购买粮食。虽然关于这部分粮食的来源存在争议，但左宗棠确实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粮食供应。

筹措军费

除了官方运输外，左宗棠还广泛设立运粮台站，并借用民力进行节节转运。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减轻了军队的负担。

1876年，随着收复新疆的战争一触即发，军费问题成为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仅仅依靠各省关协饷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宗棠决定采取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军费。他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的旧例，向朝廷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沈葆桢的反对，使得借款计划一度陷入困境。

经过几番波折和协商，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并准许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然而，这些资金仍然无法满足西征军的全部需求，经费短缺问题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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